采访人：刘淳

　　受访人：俸正杰

　　时间：2001年8月

　　地点：北京 俸正杰工作室

　　俸正杰个人简历

　　1968年出生于四川安岳县

　　199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

　　1995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获硕士学位

　　现在北京教育学院任美术系任教

　　刘淳：60年代西方的波普思潮，作为大众消费文化的产物，在语言样式中已经埋下了艳俗艺术的种子。比如对大众通俗文化语言和符号的反讽以及模仿，就有很多的艳俗趣味。其中最为明显和突出的是美国艺术大家安迪•沃霍尔的《马莉莲•梦露》鲜亮的色彩和浓厚的嬉笑趣味远远胜于通俗广告而有着极为特殊的艺术魅力。近几年来，尤其是继波普艺术之后，艳俗艺术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中似乎成为一种潮流。而你是具有代表性的艳俗艺术家之一，谈谈你是如何走上艳俗艺术这条道路的?

　　俸正杰：怎么说呢?我不太会说，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说起。我想艺术探索是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对周遭生活的感受是我创作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吧!从某种程度上说，从我九二年创作的“解剖系列”起甚至我上研究生时的课堂写生也已经有一些艳俗化倾向的元素!

　　刘淳：你现在还在北京教育学院美术系当老师吗?

　　俸正杰：对，还在那里当老师。

　　刘淳：北京花家地这一带居住着好多职业艺术家，你一个人民教师怎么也跑到这里来了?

　　俸正杰：我们学校给我分了一间很小的房子，还是两家一个厨房，离学校很远，也没办法画画，所以就没有搬过去。俗话说：物以类居，人以群分。这么多的画家朋友住在一起还是很好玩儿的，大家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谈艺术，很有意思。有一种别样的生活氛围。我感觉很好。

　　刘淳：有课的时候怎么办?

　　俸正杰：有课的时候就去上课，打出租车去上课，反正那点教课费都打车用了。

　　刘淳：从你的状态上看，支撑你在北京生活和进行艺术创作的经济来源是没有什么问题，在大学当老师的收入也不是很多，你为什么不做一个职业艺术家呢?

　　俸正杰：我觉得没那个必要，我在学校上课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有足够的时间来画画。有时候到学校去上上课，和同事同学们聊一聊、沟通沟通也很好的。我们系的老师和其他学校可能不一样，年轻人很多，而且状态都很放松，说说笑笑的很有意思，大家在一起相处的都非常好，都比较珍惜这些东西。职业艺术家是一个人的生活选择，我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创作也是一种选择，每个人的生活选择都是有他的背景和道理吧。

　　刘淳：这么说，你既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具有艳俗风格的画家，同时又是一位合格的人民教师?

　　俸正杰：对!应该是这样的。(笑)

　　刘淳：你是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硕士研究生，在中国的油画家中，读到硕士学位的还比较少，说明你还是一个极有上进心的人，你小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俸正杰：我的家乡是四川省的安岳县，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父亲是一个工人，母亲是一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家庭妇女，目不识丁。母亲从小就到了我父亲的家里，算是童养媳吧。1958年的时候，父亲参加当时成都的兵工厂的招工，被招上了，从此，他就离开了家乡到城市去，成为一名工厂的工人了。我从小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这个家不是很完整。

　　刘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俸正杰：我也说不清楚，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孩子当时的感觉吧。

　　刘淳：小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能具体说说吗?

　　俸正杰：别人全家人在一起那种其乐融融的感觉就不说了吧，就打个反面的比方：小的时候，别人家的孩子在外面淘气或惹点什么事，回到家里后肯定是一个大人打另一个大人劝，这样的方法可能很快就把事情解决了。我们家却不一样，大概是我父亲不在家里的原因，等过了半年或一年父亲回来的时候，几件鸡毛蒜皮的事情还会被母亲重新提起来。也就是说，这件事情还没有解决，还需要等爸爸回来重新解决一下子。处理事情到不一定会打会骂(事实上我父母是我们那一带最讲道理最仁慈的!)，但这样就总是给我幼小的心里造成极大的压力,所以特羡慕别人家全家人在一起的感觉。我是这样来看待这种不完整的关系的。

　　刘淳：是不是你父亲到远处去工作，对你幼小的心灵也有一种的打击?

　　俸正杰：我小的时候就非常敏感，父亲在外地工作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一次，这样就给我的心里造成一定的压抑。每次他回来的时候我都不愿意让他走，总希望他能在家里多住一段时间。他不在的时候就觉得家里空空的，好象失去了什么一样，很难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但是他每次回来的时候，会带好多好吃的和连环画之类的东西给我，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不得了的，让我觉得很骄傲!

　　刘淳：后来就一直没有和你父亲在一起吗?

　　俸正杰：等我上初中的时候，身体不太好，肠胃上出了毛病，原因是上学时边走路边吃东西搞坏的，肚子涨得跟篮球差不多，连路都走不动了。所以父亲就把我接到成都去了，边治病边在他们厂的子弟中学上学。这样他也好照顾我。

　　刘淳：等于你从农村出来到城市去了，家里就剩你母亲自己啦?

　　俸正杰：那时已经有我弟弟了。我弟弟比我小八岁，我到成都的时候弟弟才四岁。

　　刘淳：你到成都你父亲单位的中学读书，吃住怎么解决?

　　俸正杰：父亲在成都他们单位住的是集体宿舍，我和他就挤在一个单人床上，吃饭就是从职工的大食堂买回来的。等于我从农村来到工厂的一个集体环境之中。

　　刘淳：那时的感觉好吗?

　　俸正杰：从农村到城市，总是有一种新鲜感，住在集体宿舍里还是感觉很好玩儿的。但我最害怕的是早晨醒来的时候，每天早晨五点多的时候父亲就叫我起来出去跑步，然后在工厂门口的路灯下看书。单身宿舍人多不好开灯或有动静，所以父亲每天早晨就用脚轻轻地踢我，每次醒来的时候那个难受啊。从81年春到83年春天的两年我就是这样度过的。

　　刘淳：那时你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俸正杰：开始刚到成都的时候还不错，后来因为身体不好父亲让我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就和一帮小朋友在一起玩儿，这一玩就玩的不可收拾了。作业也不作了，每天就是逃学，去水果摊上骗水果吃 ，跟着人家打群架,几乎就是一个坏孩子了。可能是在农村的时候什么也没玩过，突然一下子放开了，所以就很难往回收了。当时的各门功课我几乎都看不懂啦，所以本能告诉我，不能在成都这样继续下去了，再和那帮小子在一起的话，我可能什么都完了，甚至连高中都考不上了。我爸爸以前又经常在别人面前夸我学习如何好，要是高中都考不上，那面子往哪儿搁?我还是很怕这个的。

　　刘淳：那你怎么办?

　　俸正杰：我决定回老家去，但又不敢和我爸说，因为我爸爸认定成都的教育比老家好,说了的话他甚至可能不会让我回家过年.等考完试后我就一个人回老家了。不久我爸回来了，拿着我的成绩单给我看，考的是一塌糊涂,我爸爸气坏了。等快开学的时候，爸爸让我和他一起回成都，这时我已经打定主意不回去了。但头天晚上我还是收拾东西，等第二天早上出了家门的时候我突然说：“我不去成都上学了。”这个时间他就是想做我的工作或强制我怎么样都来不及了。那时的长途汽车很少，而且他必须准时回到厂里去。

　　刘淳：你很聪明，你是和你父亲玩儿一个时间差，他有什么办法都来不及、都无用武之地了。

　　俸正杰：当时可把我爸气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我一个小孩子会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

　　刘淳：不去成都上学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俸正杰：我想的是要好好学习，一定要改变以前的一切。当时我们家乡还没有电，点的是煤油灯，而且煤油灯的油还是定量供应的。我们家里就一盏煤油灯，而且还把灯捻弄得特别细，为的是节省油。我心想即使是煤油灯我也要努力学习了。

　　刘淳：当时你家里的经济情况与其他人家相比怎么样?

　　俸正杰：经济是很脆弱的，但我家里还算不错的，因为爸爸在外面工作，每个月还可以邮点钱回来，生活上还是过得去。别人家的孩子就得去割草或干些什么的换点钱，我妈妈一个人忙里忙外，但一直不让我出去干活的，虽然她一点儿文化都没有，但她很希望我多学点知识，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

　　刘淳：后来你的学习成绩有所好转吗?

　　俸正杰：回到老家以后托亲戚帮忙转到了镇重点初中，继续上初三的最后一个学期.我的学习还是不行，那时这个班初中六册的教材已经全部教完，上课时都搞题海战术了，每次上课都做模拟考试题，别的同学都考80、90分，我只是最多30多分。就连最简单的题我都要去问老师、问同学，别人用最简单的方法说我都听不懂,后来我也不好意思再问了。我就开始琢磨找一种方法，我深信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方法得当就能掌握其要领。从此我就开始重新看教材，从初一的书开始看，一点儿一点儿地看，然后把好同学的笔记借来对照，老师讲课我也不听，因为听也听不懂;题也不做，做也不会做。就这么自己学、自己领悟。到毕业考试的时候我的成绩在班上名列第十一名，把老师、同学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等升学考试的时候我的成绩已经是年级第三名。

　　刘淳：是不是你自己独立看书，从中慢慢领悟的结果?

　　俸正杰：应该是吧。我从小就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办事，我喜欢做事情寻找其规律，至少是我能模糊感觉到的规律。当时就连最简单的题同学给我讲了我也听不懂。别人都在拼命地做题，我只有拼命地看书，我没时间来做题，也不会做，就是拼命地看书。把不会的东西一点一点地弄通,到后来我甚至能模糊感觉到教材为什么要这样编写。

　　刘淳：当时你的理想和愿望是什么?

　　俸正杰：这最后一个学期把我累坏了，又很闷，虽然我比其他人已经玩的算多的了。同学们一个比一个刻苦都不玩的.所以真的不想再学习了，我就想能考上我们县里的中等师范学校，那样可以吃国家粮、可以不用挖泥巴、可以有分稳定的教书工作。然后我一辈子也不用再读书学习了，找个老婆过日子就算了。这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

　　刘淳：你的父母同意你报考这样的学校吗?

　　俸正杰：我这个人从小独立性就比较强，在父母的心中我一直也是个好孩子。我做什么事一般是不跟任何人商量的。他们对我基本上还是放心和相信的。我记得后来我妈妈告诉我说爸爸知道我报中师后还笑着说了句：这娃儿，还喜欢当老师!

　　刘淳：最后你考上师范学校了?

　　俸正杰：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在埋头读书中度过的，那个学期对我来说真是紧张的要命，但效果还是明显的，考试的时候一下子就考上了。那时候的理想是60分万岁。考上了也就轻松了，等于有了铁饭碗啦，混到毕业后分配个什么小学校教书就行了。

　　刘淳：这么说你在上中师以前没怎么画过画?

　　俸正杰：也画过一些，比如临摹连环画，作泥塑，给我弟弟用竹子削十八般兵器等.但是只是一种本能的喜欢，一种玩的心理吧。什么是素描、色彩、写生等等的概念根本就不知道了。

　　刘淳：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美术的?

　　俸正杰：刚进中师那年真是完全放开了玩，心思一点也没放在学习上。84年秋天中师二年级的时候要选择专业，比如音乐、美术什么的，音乐我太差劲了，我当然选择美术。而且一动笔，在同学当中就是好的。这样美术老师就特别喜欢我，他是六十年代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的。他应该算是我的美术启蒙老师。

　　刘淳：那时你真的就很喜欢美术吗?

　　俸正杰：我一直是很喜欢，但是很朦胧的,更不知道这可能成为一种职业。我记得我们学校附近有一条小路，两边的桉树夏天的时候是绿油油的，特别好看。我那时就发誓，等我有了能力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些树叶一片一片地全部画下来(笑) 。所以当我学了美术以后就不贪玩儿了，人也精神了，好象一下子有了理想和抱负一样。我们这里是半军事化管理的，特别严。有一段时间等到夜里熄了灯，查夜的老师走了后，我再悄悄爬起来走出宿舍区，还要过一条河再去教学楼里的美术室画石膏像。等画到两、三点的时候再回到宿舍睡觉。特别用功，也非常兴奋，好象把心里所有的东西都调动起来了，人就跟疯了一样，有一种痴迷的状态。

　　刘淳：既然这么刻苦，美术专业的成绩一定很不错的?

　　俸正杰：美术成绩很好，其他课学习也很好,我好象还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虽然当时我喜欢上美术之后对其它的课也不爱学，但我找到了一种比较好的学习方法，就是从书本上悟.那时老师考试前都出复习题，考题也基本上是上面的，但总有个分数多的综合题不在里面。可我也不看老师布置的什么复习题，只是看教材，因此每到考试的时候我总是比班上同学的成绩要好点点。这个对我非常重要。学校方面对我的印象特别好，所有的领导和老师都知道我。再者我的作品也参加了内江市的展览,获了一等奖什么的，所以毕业时我被留校了。而且县城里其它中学也很早就来学校要过我。

　　刘淳：就是说当时你在学校和县里也是一个人物啦，是不是也很得意呀?

　　俸正杰：是有点得意，因为我们班的同学还得为找工作发愁，后来他们大部分被分到了偏僻的农村.而我根本就没费任何事就安排留校了。

　　刘淳：最初你的愿望是毕业后当个小学老师，然后再娶个老婆过小日子，现在你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风华正茂，势不可挡。你没有想到要考大学，进一步地发展自己吗?

　　俸正杰：正式学美术不久就开始想了，也觉得自己应该是个有前途的人，但中师毕业要两年以后才可以考。

　　刘淳：两年以后你如愿了吗?

　　俸正杰：两年之后，也就是1988年我报考了四川美术学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安岳县的美术特别的厉害，到目前为止，我们县有大专以上美术学历的可能有上百人之多,从我开始，美术方面的研究生也好几个了。

　　刘淳：你报考了哪些学校?

　　俸正杰：在志愿表中，所有的志愿我就填写一个——四川美术学院。我记得当时一个老师让我到成都去考初试，因为这个老师认识成都招生点上的人，初试可以顺利过关。我说不用，我要凭我的本事去考，而且是去重庆考。那时真是年轻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觉得让人帮忙是不光彩的，只有自己的能力才是最靠得住的。其实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很多高手都栽在了初试。

　　刘淳：考试顺利吗?

　　俸正杰：考试前出了点儿事。重庆的天气特别热，报名时要排队，排很长时间的队，要几个小时。一下子把我的慢性阑尾炎搞发作了，每天只能喝豆浆，稀饭，走不动，还便血。考试的时候其他人都是跑去的，而我是一点一点挪上去的。好不容易坚持着考完试就回家做手术了，所以专业考得很差，甚至我教的学生都比我考的好，但还是拿到参加文化课考试的准考证啦。

　　刘淳：当时没有灰心?

　　俸正杰：有，觉得这一次自己是不行了。心想回去好好复习一下文化课，等明年再考吧。结果7月份的文化课考考的出奇的好，比分数线多出一百多分。当时还有好多一起考试的朋友笑话我说你文化课考那么好有什么用，专业课那么差，还不如把文化课的分给了我们呢。但幸运的是最后我还是被四川美术学院录取了。

　　刘淳：既然你的成绩那么差，是不是88年整个考生质量普遍不高的原因?

　　俸正杰：大概是吧，也可能老师判卷普遍比较严。

　　刘淳：你上大学以前在一个四川的小县城里学习和生活，那时你对中国所发生的现代艺术知道吗?对此你有没有兴趣?

　　俸正杰：我记得当时我订的有《新美术》杂志和《中国美术报》，还是有一些兴趣的，但冲击力不是很大的，很多作品就是看不懂。另外，当时的主要问题还是如何打基础，考学校。当时更远的愿望就是要成为一个徐悲鸿或齐白石式的人物，这是一个标准。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虽然当时看不懂，但还是有许多视觉上的积累，这个也很重要。

　　刘淳：上了大学以后感觉怎么样?

　　俸正杰：我因为是教师，当时报考的也是师范系，这个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上学之后是相当刻苦的，很多东西是要靠你自己一点一点积累的。尤其是第一年，我安排时间是用分钟计算的。比如晚八点到八点半看哲学书，八点半到九点看美术史等。时间安排的非常紧严格，每天晚上甚至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

　　刘淳：既然你这么努力，一定是一个好学生了?

　　俸正杰：应该算是一个好学生，无论专业还是其它什么课，我都是好学生。

　　刘淳：你上大学之后接触西方的现代艺术了吗?

　　俸正杰：上了大学以后，眼界也就开阔了，四川美院图书馆有很多西方古典和现代艺术的资料，通过大量的阅读，美术史的框架和知识结构都就逐渐建立起来了。

　　刘淳：毕业以后你去了哪里?

　　俸正杰：因为我应该算是那一届师范系最优秀的学生，所以毕业以前学校就定了让我留校，当时能留在学校也是很好的工作。而且我当时有机会可以一边教书一边同时读油画系的研究生，就是同时有两个身份，但我不愿意这样。一方面我不喜欢复杂的生活，一方面在四川美院学习了四年，也感觉到那里有些闭塞，那时就隐隐约约产生要到北京来的念头。毕业前我也报考了油画系的研究生，所以我拿到留校的分配通知也没有去报到，没过几天我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也到了，我就选择了只读书，不工作。这样做虽然放弃了一些眼前的利益比如工资及工作保障等，但却给自己三年后研究生毕业时的去向选择留下了更多的可能性.

　　刘淳：你哪一年大学毕业的?读研究生的导师是谁?

　　俸正杰：我是92年大学毕业，同年又考上研究生的，我的指导教师是马一平老师和李正康老师.他们是很开明的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没有那么多的约束。如果那一届的指导教师不是他们的话，我可能就不考了，我觉得在读研究生时跟哪个老师特别重要，至少不能受太多束缚。

　　刘淳：当时你上学的时候在艺术上有没有一种比较明确的东西?

　　俸正杰：学校要求学生还是艺术要来源于生活,而当时的所谓生活指的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当时的学生更多的还是画少数民族,这是四川美术学院的一个传统。我不太喜欢，觉得体验生活就是去少数民族地区很荒唐,难道自己一直身在其中的日常生活就不是生活吗?!我在读大一的时候就开始一些独立创作的探索尝试了，想画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当时九一年的创作《病鸟》系列得到刘虹老师，张晓刚老师和叶永青老师的肯定，我记得叶老师当时说和北京的“新生代”画家的作品在语言传达和题材上有些接近，但不如人家表达的那么清晰，语言上有些模糊。当时我们还并不知道有什么“新生代”.

　　刘淳：艺术是对现实社会状态的一种狡黠的转换，这个过程展示了艺术家的精神和智慧。你的<解剖系列>(1992)这些作品要传达一种什么呢?

　　俸正杰：我当时觉得在今天的中国，电影、电视、录像、图片等图像为主的传播媒体的迅速发展已更新了文字媒介的意义。图像以简洁、明快、直截而与当代生活节奏同步，从而使图像文化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对当代人的文化生活产生着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这里，文字以其随被阅读时间的延续而获得的纵深发展的意义被淡化了，图像以其平面性而强调了表层化的意义。图像文化造就了众多的明星形象，比如歌星、影星、运动员、新闻人物、动画形象等。通过对这些因频繁亮相而具有图式化、表层化意义的形象和周遭生活中的普通的或平凡的人物形象进行的同构性解剖将是很有趣的。包装被解开了，一种人生的偶然感及由此而发的调侃、嘲笑、玩世不恭之情油然而生。

　　刘淳：那你毕业后是怎么到北京工作的?

　　俸正杰：因为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就打定主意了，毕业后一定要到北京去工作，而且觉得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是硕士研究生，总比本科生找工作要容易些。九四年十二月正好老栗(栗宪庭先生)到四川来，然后我就和他一起到北京来了。到北京后我向老栗借了一辆自行车，凡是北京各大学有艺术系的学校我都跑遍了。老栗介绍北京教育学院的王劲松等人推荐了我，然后王劲松带我去见他们美术系的系主任，我把我的资料交上去就回四川美院了上课去了。那时我离毕业还有一个学期。

　　刘淳：后来北京教育学院要你啦?

　　俸正杰：好象是95年三月份的时候，北京教育学院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到北京去面试。就这么简单，然后我毕业后就直接到北京教育学院上班去了。

　　刘淳：你是怎么开始“皮肤的叙述”创作的?

　　俸正杰：这批作品开始于我的研究生毕业创作。当时觉得中国当代的社会现实，文化环境是十分复杂而又极为独特的，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一个有着千年古老文明而又长期封闭的国度正经历着深刻而又巨大的变化，无论是纵向的发展还是横向的碰撞、交流，都是严峻的挑战，可谓机遇与艰难并存，发展与危机共生。一方面，西方社会以及发达的经济、繁荣的景象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眩目的蓝图，而且我们已初尝甜头，另一方面又以高度物化的社会对人的异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精神危机向我们昭示了深刻的危机，并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初露倪端。走出伊甸园，人解放了自身，但一定就走向了乐园吗?显然并非如此。这一古老的悖论正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的中国社会和人所面临的现实而又尴尬的处境。皮肤作为生命体的组成部分覆盖了生命体几乎全部的表面，生命体正是籍皮肤与外界发生直接的关系。显然，来自皮肤的“叙述”可能只是表征性的，但它必然源于生命体内部与外部或者和谐统一或者矛盾冲突的深层关系。《皮肤的叙述》系列作品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关注当代社会和人的现实状况和生存处境，以视觉艺术的方式传达我的感受、体悟和观念。

　　刘淳：在当今的中国，大众生活越来越成为社会问题的焦点，个体存在将古典的崇高当作当代社会最昂贵的生命信仰。你经过一段时间《皮肤的叙述》之后，又进入了《浪漫旅程》系列。能谈谈这个变化过程吗?

　　俸正杰：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创作了《皮肤的叙述》系列，那时的画面把代表当代商业消费潮流的放纵方式加以符号化处理，恣肆和奔放之中衍化出皮肤的溃烂，以拒斥视觉美感的方式批判当代社会的物欲主义。九六年开始创作的《浪漫旅程》系列是《皮肤的叙述》系列的推进和深化。作品继续关注当代社会中的大众消费文化和审美情趣，以广为流行的婚纱摄影和世界公园为切入点，并将具有光鲜、艳丽而又夸张、脆弱品质的气球等元素引入画面。婚纱摄影大都按照既有的模式在摄影师、化装师的摆弄下搔手弄姿，全然没有了爱人之间自然的真情流露，而只有千偏一律的姿势和概念化的表情，在这里，表面效果成为最重要的因素，而效果中具体的人已无所谓了。世界公园中的景点都是以简就繁模仿的世界名胜，而气球更是廉价橡胶皮冲气而已。所以《浪漫旅程》可谓集“假大空”于一体，并以几分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年画的画面效果在反讽模仿中追寻当代社会“人”的真正价值和尊严。

　　刘淳：你前段时间画了一批看似很“酷”的光头女孩，她们全都是裸体，而且都带着墨镜，画面上没有背景。好象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俸正杰：“Coolness”这批作品对我来说其实是我从《浪漫旅程》系列向现在的“肖像系列”过渡的产品，当时我觉得《浪漫旅程》系列已经发展得比较完整，有一种朦胧的要有个变化和推进的感觉和欲望，我正在考虑相关的东西。同时我又一直对所谓“新新人类”的那种玩具化，卡通化，中性化，未来化的“摆酷”特别有感觉，毕竟我一直很关注大众流行文化对人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因此就着这个空挡我画了一批这样的作品。虽然是副产品，但我现在觉得很重要，因为它一方面满足了我表达这种感觉的冲动，完成了一批完整的作品,解决了我内心的一个情节;另一方面也使我从《浪漫旅程》系列的叙事性画面的结构中突破出来, 找到了“肖像系列”独立发展出来的感觉。我想揭示一种对比关系，即身体的丰富性和背景的虚无性。

　　刘淳：我在你的这批光头女孩的作品中看到一种被扭曲的东西，你能解释一下吗?

　　俸正杰：我觉得朱其的评论比较有意思：(这批作品)揭示了一种对比关系，即身体的丰富性和背景的虚无性。这层关系事实上定义了九十年代后期关于政治社会的基本文化经验——身份性。身体性是九十年代末被中国文化所强调的一个基本层面。我将“身体”并不简单看作是一个同等于“肉身”的概念，而是倾向于将身体看作是“肉身”和关于“肉身”的大众意识形态的结合。作品中的她们不是现实中女性的形象，她们可能更象九十年代后期关于享乐性的一种寓言视觉。……从而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的消失以及日渐全球化的身体性特征。……这批作品事实上还揭示了另外一层背景：后政治社会身体享乐性的复活。肉身的享乐，在当代民间社会的日常文化中也不再是受贬抑的观念。意识形态在中国事实上只是国家主义的表现形式。在市场体制进入后，开始产生相对自主的大众社会，这是后政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所以那些头大身体小的宠物式的女人以及身上已经消失了的地域特征，使这种性感看起来极其让人伤感，这是俸正杰想要表达的后政治社会时期关于自由和快乐的经验: 是漂亮的,又是痛苦的。

　　刘淳: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画家，从你小的时候在学习上寻找方法就能看出你喜欢寻找或探索事物的内在规律，当找到某种规律之后，一切事物的疑难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所以在当代艺术上，你也同样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善于观察的艺术家。

　　俸正杰：谢谢，我觉得艺术家首先是一个生活在当代的活生生的人，你对你生存的环境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困惑，你必须要传达你的内心感觉。我想这是一个当代艺术家起码的状态。

　　刘淳：批评家将你归纳为艳俗艺术家一类，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俸正杰：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准确的，我觉得以此对我这一阶段艺术的概括也是比较适合的!我想艳俗艺术是一种艺术策略和话语方式，“艳俗”是艳俗艺术的表象而非本质，其本质在于反讽，而模仿只是其手段。反讽正因为具有模仿艳俗的表象而更具强度和穿透力、感染力，所以艳俗艺术不应当成为单向性情绪化的简单道德批判的对象，而恰恰是当代生活的社会文化情境中艺术反省的必然方式。

　　刘淳：你的内心还是比较明确和清醒的，下一步是继续在这个圈子里转，还是做一些调整和改变?

　　俸正杰：变是肯定的，艺术家不能在一条路上走到死。但怎么变，朝哪个方向走还有待于下一步认真思考和体验，这不是着急的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我现在所做的工作仍然是艳俗艺术的深化和推进，因为过去几年来触动我内心最为敏感的那些元素，社会环境，人的心态，时髦追逐和精神的破碎，价值观的混乱，浮华与虚假……这些并没有什么改变，甚至更为夸张!

　　我最近的创作，比如“肖像系列”，本质的东西和以前并没有什么变化，但视觉语言上有一些新的尝试，画面少了前一阶段的那种满幅刺激的色彩，热闹的氛围，叙事性的服饰与形象，多了微妙的内心状态的琢磨。如果说前一阶段的作品是以表面的浮华艳丽来反衬人物内心的空洞与虚荣，那么现在的作品则是以简单的形象浓缩的色彩来直逼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不是某个特定的人的肖像，而是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政治频繁动荡，传统文化和人格精神遭遇西方文明和全球化商业文化强势冲击，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破碎的精神状态剧烈拉锯，缺乏有效的价值支撑的世纪末前后表面浮华光鲜，心理状态复杂微妙甚至空洞而迷茫的中国人“肖像”!

　　刘淳：听说你把你父母都接到北京来生活了。

　　俸正杰：正如我前面所说，我很渴望全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感觉。九九年我弟弟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我帮他在北京联系了一份教职，这样我们就把父母也一起接到北京来了,这也算是圆了我幼时的一个梦!

　　但最近我的父母都得了很严重的疾病，可能要进行相当一段时间的治疗。

　　刘淳：那你的压力还不小呀?

　　俸正杰：是啊，精神上的，经济上的, 时间精力上的压力都有。

　　刘淳：在这样的压力下你还能正常进行创作吗?

　　俸正杰：创作还是要继续的，他们的病情已经是这个样子啦，我的内心着急和痛苦也是肯定的，但又能怎么样呢?!我只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给他们的治疗创造最好的条件!人生就是这样，什么事情可能都要遇到，这么大的人了，应该有一种承受和负责的能力,应该有应付各种突发和意外事件的精神准备。人生的路说长也长，说短也短，都得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往前走。

　　刘淳：你的负担和压力我能感受得到，也许，就在你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的同时，你会发现或找到一种新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上的求变不是一件刻意去追求的事情，它就发生在你的身边，关键是你怎样认识它。

　　俸正杰：是的，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是独特的，每个人的感受也是独特的。我希望能用最适合的方式把我的感受呈现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