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师生的缘故，俸正杰的作品从头到尾我都读过，成熟的、不成熟的乃至幼稚的。但和一般的青年画家有别。他的创作一开始就有一种非常肯定的东西，有时达到偏执的程度。过去他画流行歌星、画英雄人物，画身边的普通人，不是去表现周遭的生活状态，而是以一种施虐的心理，剥开笔下人物的表皮，暴露出各种走向的肌肉。在铺天盖地的流行文化中，在装腔作势的政治氛围里，在温暖地浸泡人却又让人窒息的日常生活之内，俸正杰感到不安，感到躁动，他想说点什么，做点什么，或者寻找点什么，然而理想早已远去，历史变得虚无，于是在画中便只剩下对现实的报复——只是在偶尔想起大自然时，他的笔才变得温柔些，但其中形销骨力的飞禽标本仍然是那么尖利。面对俸正杰和他们这一代人的作品，开始我疑虑：他们并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历史灾难和生活痛苦，从懂事起， 便已生活在“幸福”之中，为什么作品并不平和?和六十年代出生的所谓“新生代”相比，他们并不以调侃的语言对待历史，以玩世的态度对待生活，似乎也不想以一种机会主义心理去为艺术谋划前途。艺术之于他们，重新成为一种个人信仰，一种人生的依托。于是我们在一阵嘻皮赖脸之后，重新感受到久违的意识态势：严肃与思考。这种新生代之后的创作倾向，或称为“后生代”现象，我以为非常值得关注。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来看俸正杰近期的作品，会感受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他把近期成为皮肤系列，画看一大批红艳的人体，用意大约有三：其一，改变过去作品过分理性化的倾向，变分析为感受，而肤觉的表现恰恰是最为感性的东西;其二，从剥开皮肤到呈现皮肤，艺术家不再以强加于人的方式让人接受某种思想，而是把色欲为中心的娱乐文化肉身化，其呈现也好，其揭示也好，都更为有冲击力，班驳的溃伤令人产生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效果，由视觉通感达于肤觉，从而使人惊觉而引动思索。

　　俸正杰的作品始终有很强的观念性，他的画面不是显示场景的描绘，而是经过简化和平面化处理的意象，并不时加入些组合性的小画面，以造成反差增加感觉的难度。直面他的作品人们自然会想到爱滋病之类人类享乐文化带来的结果，其实又何尝不能体会到精神对现实的反应，正是艺术家精神上的“过敏反应”在提醒人们：不能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沉没。美丽肌肤的溃烂是触目惊心的，而俸正杰的把握正是要描画出美丽的触目惊心，所以他并不去渲染疮疤的丑陋，这种对感官的控制，现看俸正杰的创作思路：既不赞美美人也不亵渎人，而是用突出一点的方式提示人。这种抓住一点，不尽其余的自择性，这种和现实生活保持距离的反省心理，使后生代的创作既不同于八五时老哥萨克，又不同于八九后新生代。但坦率说，他们和八五时代有更多的相同之处。

　　当然，俸正杰只是后生代中的一个。他的创作也无疑是一个信号，但许多这样的信号灯升起时，批评是否也应该有某种敏感呢?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于成都艺术沙龙窃闲居

　　注：此文发表于《皮肤的叙述》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