俸正杰被认为是中国艳俗艺术的代表性艺术家和集大成者，是评论界不争的事实;而他更将“艳俗”这个概念中所包含的光鲜艳丽的视觉元素与当代商业社会的流行风尚高度统一起来，并且引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也是艺术界和时尚界的共识。这就是俸正杰，一个从巴国蜀地走出来的艺术家，他让原本属于民间审美习性的大红大绿，具有了语意延伸和拓展的可能，形成了反讽和批判的功能，更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中物质化和时尚化的视觉表达而被人们接受。

　　今天，没有人会否认俸正杰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少年轻艺术家发起的艳俗艺术所作出的贡献，那就是让艳俗在语言形式上具有了典型的风格化和样式化的审美价值;同样的，也没有人会怀疑他的作品所表现出的这种风格化的假象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现实形象，将真实与虚妄合二为一。

　　然而，俸正杰在新世纪最近十年的作品中越来越流露出一种伤感和凄楚的情绪，却是值得引起关注和探讨的。在他的《花飘零》系列中，繁多堆积的绿色叶片组成了幽深的池水，其中映显出一个头骨形象，而画面上散落的几片粉色花瓣更增加了这一泓池水的深邃和沉寂。一切是如此的静默，仿佛只有那骷髅头骨在水的深处发出令人揪魂的呻吟和呢喃，落花深处谁人知的感伤中透露的是对生命和死亡的无限感慨。将生命、死亡与花朵联系起来是这些年俸正杰艺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基调，尽管他画了大量左顾右盼、神色游离的艳妆美女，从而引得了人们对其难以回避和留恋往返的好奇和痴迷。但是，这些尺幅巨大的性感女神，其实从终极意义上说不过是昙花一现，因为春天夏日的生机活力终了要面临秋日冬季的枯萎和衰败——《生命如花》三联画系列里，左右的头骨和鲜花恰恰暗示着中间艳丽四射的美女明星们的今生和来世。一切人们习以惯之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将如昨日之烟云。其实，这又何止是女人和花朵的命运，大千世界的生物、植物有机体概莫如此。

　　这种对生命深深的悲楚其实早在俸正杰研究生阶段的创作中就已经显露了出来——《解剖》系列和稍后的《皮肤的叙述》系列，即是对肉体在欲望时代的感官性和脆弱性的解剖。肢体肌肤上红色的圆点色斑，是欲望付出的代价，是膨胀的感官所受伤害的最好痕迹，它们在溃烂，但是它们又是如此地纷乱横陈，极力展示自己艳若桃李的肌肤之美。在这批十几年前的作品里，一枝独秀的玫瑰已经出现在画面的中央，它虽然在画面上占据的比例分量总是很小，并且是用拼贴描绘的方式画出来的，但为艺术家后来更加自由地在花卉和人物肖像之间进行穿梭和转换打下了基础。

　　在他后来十几年的丰富创作中，深浅不同的绿色与艳丽胭脂的粉红，作为画面最主要的基色，代表着收缩、冷漠、深邃、隔膜、隐匿与膨胀、热情、表面、亲近、肤浅这两类截然相反的心理指向，也是画面上景物作为生命体的阴阳两界的一种互补。在《浪漫旅程》、《时光隧道》、《酷》和《中国肖像》等系列中，鲜红的丰唇总要与绿底的眼白、眼眸形成一种对比和张力，热情似火的背后总是令人感到深不可测的不安。绿色，在人们习惯的理解中，是与勃勃的生机和生命联系的，而在俸正杰的艺术中，绿色特别是深绿和墨绿色，却始终给人难以解排和难以捉摸的隐匿与不祥的感觉。面对他的作品，没有人会把那些白炽到几近透出青绿色的美女面肤与健康、快乐和可人简单等同，因为在这种类似青瓷釉色的肌肤背后，仿佛有着一丝丝难以言说隐忧和伤感。尤其是他具有国际时尚风格的《中国肖像》系列，直面观众、神采奕奕的明星风采的背景，几乎统统被渐深渐绿的色彩包围着、笼罩着，它的确烘托出了明星们的高贵风范，但同时也暗含着扼腕般的痛楚，因为画面中的人物来得太光芒四射、电闪雷鸣了，而艺术家已经看到了它的尽头，准备好迎接难以回避的消弭和沉寂。

　　用绿色来寓意生命的高贵与短暂，死亡的痛楚与感伤，在俸正杰的《我的父亲母亲》和《生死意象》中，达到了高峰。因为多年的劳疾，他的双亲在前些年的短短几年时间里相继离世，而这个时期正是他的艺术事业开始进入高峰的重要时候。这个时候的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感受到亲情的可贵和难以言表的愧疚，开始意识到个体肉身的短暂和脆弱。儿子的出生，又使他在初为人父的同时，体会到生命的难得和希望。这些个人的亲生经历厚实了他艺术创作中对生命与死亡的关注和追问，并进而强化了他在艺术之外和艺术之内对人这种高级动物的类生命的深刻关切。在《我的父亲母亲》三联画中，中间骷髅头骨的粉红色被处理到极度深暗，而两边的考妣的面容肤色也前所未有地以绿色为基调，透露出逼人的哀惋和忧伤。这再一次证明，绿色在俸正杰的作品里，并不单单是生命、健康和活力的表征，而更多的是生命的尽头、健康的反面和活力的衰微的寓意。或者我们可以说，绿色在他的艺术中，具有生与死，正与反，积极与消极，否与泰的双重含义和指向。

　　没有个人的直接生活体验，通过艺术来折射大千世界的浮盛衰荣，就多少会停留在文化的表层;而过分地表达个人小我世界的悲戚痛苦，则有可能使自己走入宿命论的谷底。艺术不是生死本身，它是要表达生死的道理，是要在表面的浮华后预示其衰败，是要揭示出生死、衰荣的辨证性。俸正杰三年前创作的金字塔装置，是三个以砖块制成的金字塔造型，砖块分别印上了女性、玫瑰和头骨的形象。这些对称三角金字塔的顶部是它们三维的形象，这些形象缓慢而持续地旋转着，既是作品本身形象生命历程的表达，也是展览现场时间缓缓流逝的一种提示。金字塔代表着永恒，而那些形象的旋转代表着逝水不复存在——俸正杰开始让自己的作品超越对具体生命的感受，进入到强调美好事物和人类青春短暂与永恒的形而上关系的表现。取名为《升》的旋转的装置作品，垂直悬挂着高高一圈轻巧的十字架形状的型单纯的小人形，它们被涂成粉红、绿和金黄色，看似漂浮的没有肉的骨骼雕像，简单、轻盈甚至还有点空虚，不断周而往复地转动，在视觉上随着旋转不断地扶摇向上，寓意着生与死的轮回，也寓意着永恒的物质能量的存在。俸正杰形象地将个人日常的感情经验与形而上的信仰意识呈现了出来，标志着他把自己交给自己应有的生命最高意义和价值，交给属于自己的内在的宗教。正如罗杰•弗莱所言：“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神话。”这种神话的本体境界，是由人出发抵达到死亡之极限，并反弹转而作为一个内在询问、求解的循环的人格结构。

　　俸正杰最近的一段艺术笔记，讲述了自己不同年龄段对流星的观察、思索和体悟中，从中可以体味到他是如何在自己的创作中从个人对具体肉身生命的伤感和痛苦中走出，提升到对生命最高价值和意义的感怀的：“(流星的)生命的终结能如此灿烂，不也令人向往么?!而且，它真的就终结了吗?为什么我今天还会想到它?它的生命是否因为我的看见而存活在我的心里而得到了延续呢?事实上，我只记得它灿烂的生的一瞬，而对于它消失的事实在我内心里却没有一点概念，在我这里，它的生命似乎具有了某种永恒的可能。可是，‘我‘可能永恒吗?!……但我们看到它还在闪烁，就是说它在空中，它还存在着，虽然它的‘本体’已经不在了。而从另外一个角度，在可能的他者的眼里，它实际上永远都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也许所有的东西都是永恒的，只不过不一定是存在于你我自己的意念中。也许我们是不应该相信灵魂是永存的，但我应该相信这种客观的永恒的物质存在。对于自我，死亡就是死亡;对于他者，一切皆为永生!”

　　在俸正杰最新的探索中，作品总是被大范围明暗不同绿色调子笼罩着，生死意象的追问，已经变为高度超越和融合之后的一种升华，变为一种自我的内在宗教，弥漫在画面的每一个角落。死亡意识的反面，是对永恒生命的追求，是永恒的创生。如果借用黑格尔的正反合模式来表达的话，生是正，死是反，生死界限的超越在想象中形成的高度融合升华就是合。这种高度升华之合，就是对我们生存状态或者说存在的确证。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亡是有限的，创生却是永恒的，是无限的。

　　对待俸正杰近二十年的创作，以往的评论多集中在作品对光鲜与虚荣、魅惑与冷漠、真实与虚假这类现象与本质的对立关系的阐述上。正像我们这个时代有批判意识的艺术家那样，俸正杰面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巨大变化和充满媚惑的社会现实，当然要用自己手中的画笔去关注和揭示其中的混乱、尴尬、似是而非和表里不一的矛盾，当然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可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些就是他(她)的职业身份所要求的全部吗?艺术除了去反映和揭示现实，还有其自身的语言风格和价值体系的建构，还有自我精神信仰的历练和提升。如此的艺术，才能走出对现实的摹仿或者反讽，才能进入到形而上的艺术哲学和人类哲学的层面。

　　俸正杰近二十年的艺术，在我看来，正是经历了对艺术自身的语言实验和探索，到个人独特风格样式的确立并进而通过深化自己的语言表现力来推进个人艺术的信仰价值体系的。在起初的《解剖》和《皮肤的叙述》系列里，他开始摆脱了本科学习阶段按部就班的临摹和习作的绘画方式，寻求将绘画作为认识和了解现实生活的独特视觉工具的可能。鲁本斯的作品和他的自画像都被以拼贴的绘画形式进行了局部解剖，这不仅是对学院写实绘画的造型手法的剖析，也是对不同时代写实绘画观察事物方式的追问，更是对寻找自己的造型艺术语言的一种最初表露。在《皮肤的叙述》中，通过对作为生命表象的皮肤的描绘，俸正杰希望清楚地知道它究竟能够承载多少社会和文化的信息。而当毕业来到北京创作《浪漫旅程》和《蝶恋花》系列时，我们看到嬉戏乖张和陌生化的人物和景物形象被大红大绿的色彩所覆盖，人物的肌肤和面容都被一种难以言说的戏剧性造型手法完整地表现出来。那是艺术家身处艳俗艺术活跃时期的代表性视觉特点。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融入国际化水平的大幅提升，俸正杰开始有意识地将“艳俗”中低劣、粗糙、未经消化和市井化的“俗”的趣味与“艳”字色彩上花哨、光鲜、亮丽、夸张的反差性逐渐剥离，让后者在平面化的画布空间上不断提纯，同时在人物形象的造型上和空间布局上更加简洁化，从而使造型的简化与色彩的纯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达到完美结合。一种准确体现商业文化气质和物质消费灵魂、具有国际化和时尚化风采的形象出现了，《肖像》系列是这种独特的艺术语言风格的最集中体现。这是艺术家富有远见地超越“艳俗”艺术的局限性转而投身到敏锐捕捉变化了的现实世界这样一个新阶段。俸正杰最新的努力在于不断地深化个人艺术语言风格的精神价值，让自己作品充满对整个人的类存在的整体关注。他现在的创作，对语言的形式美学展开了新的挖掘，赋予语言中的色彩以更加深厚的价值诉求，不仅包含了对现象与本质的追问，更包含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从而再一次超越了他对“艳俗”艺术的贡献，让色彩之“艳”具有了强烈的人文主义的悲凄性，让自己的艺术又上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

　　现代工业文明和当代消费社会所引发的一系列思想、意识和观念的巨大变化，迫使人对自身的存在、自身的价值不得不重新评估，这就必然有一种危机感，投射到艺术中就必然有一种死亡意识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忧患、焦虑、荒诞意识。但是死亡意识并不等于消极承受或颓废消遥，而总是伴随上述不断的创生。科学和社会的发展从一个侧面是与死亡意识突出明显地交织一起的，这正象二律背反原则一样，永远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难题。谁也无法否定科学技术和人类思维以后会以加速的方式迅猛发展，人要保持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必须而且也必然要超越生命，这样才能心理平衡。如果说，今天以及未来，过去一直处于蛰伏状态的死亡意识被呼唤出来，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在艺术(还有其它人类文化形式)中表现出来，那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17世纪法国道德家拉布律耶尔曾经说过：“死亡只有一次，然而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都感觉到它;对它的恐惧比亲身体验更痛苦。”俸正杰的艺术向我们日渐清晰地表达了这种忧虑意识，更向我们日渐信服地展露出这种意识背后的人生哲学。在此，引用法国道德家、散文家沃夫纳格侯爵的一段话，最能接近俸正杰的最近艺术心境：“好象我们永远不死，所以我们必须活着。”这句话是侯爵在他被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称为“可能是最好的一部法文著作”的《人类心智理解引论附：思考与格言》中写道的。

　　从1992年到2011年，俸正杰的艺术创作走过了二十年，他对艺术和人生的理解也日臻深化，从早期对“艳俗”现象的切肤之痛，到今天对表面光鲜亮丽背后命运犹关的悲喜关怀，一种无处不在又无处藏身的忧患意识和生命哲学已然清晰起来。“殇”，有夭折、为国捐躯、死在外面的意思，用这个字与“艳俗”之“艳”组合——“艳殇”，最能意指俸正杰艺术的精神深处。

　　2011年7月20日-24日初稿

　　7月30日二稿